在一定意义上,孔氏家族女性是中国古代儒家妇德规范的标识和楷模。透过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教育状况和内心世界,反思其与主流儒家妇德规范和性别秩序之间的复杂关联,为我们重新审视某些"既定"的"主流"和"正统"女子教育观念提供了一个绝佳视角。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儒学研究、中国妇女史和孔子后裔研究进展与趋势的梳理,对孔氏家族女性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阐发,在借鉴已有研究经验,同时规避其不足的基础上,形成孔氏家族女性教育生活史研究的独特取径:其一,从反思"五四"妇女史观的"再反思"出发;其二,从"妇女"到"性别",即从单纯关注妇女问题的妇女史转向更为开阔的性别研究;其三,从"个体"到"家族",即将个人生活史和家族叙事相结合,在家族、互系的伦理脉络中观照个人;其四,从"文献"到"物质",即顺应国际历史学和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物质文化史转向,承续国内教育史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整体态势,综合运用文献和物质等多形态史料,积极开展关涉孔氏家族女性教育生活的物质文化史研究。

应用题是中小学数学考试的基本题型,也是学生的数理生活的重要表征。应用题叙事是社会数理生活方式的镜像。应用题的人物关系及其文学话语特征表征了学生的数理生活语境与价值结构。应用题教学则是培养学生数理应用能力和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微叙事的形式,应用题叙事由叙事人物、叙事情节、叙事空间等基本元素组成。叙事人物作为推动叙事进程的原动力,是现实人物的虚拟形象,包含了一定的职业特征和身份特征。叙事人物除了其身份符号之外,还承载了一定的身份教化功能。通过对应用题中人物身份变迁的分析,可以窥见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规格的期待以及对应用题编撰机制的影响。应用题叙事来自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其空间话语特征体现了数学教育对学生空间认同的塑造。40多年来,应用题叙事空间的转向通过数理语言和空间符号进入数学课堂,成为数学德育的隐性手段。数学应用题需要多方面建立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在叙事层面上为学生建构起社会生活的实景,从而增进学生对社会空间的想象力与对数理生活的全面理解。应用题的编写机制、叙事门类与方式,折射了特定时期的数学教育的目标与数学核心素养的话语体系,以及"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教育学的基本母题。20世纪的数学哲学从基础主义到后基础主义的转向过程中，数学观与数学教育观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数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主义，为解读应用题叙事的知识社会学性质提供了一种解释学框架。面向生活世界的应用题创作，需要容纳多样性生活价值指向，开放数理生活的阐释空间，从而培养学生切实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与创新精神。

19世纪末，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女性教育在中国开始兴起。几十年间，中国女性走出闺阁，走向学校和职场，获得了独立和解放的可能，而这一变化在上海这一近代大都市尤为剧烈和多样。在近代上海女性教育与职业演变中，女性的社会性别和社会角色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女性在教育中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和自我的重塑, 她们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教育过程中，找回了自己在教育中的位置。职业女性伴随城市职业生态近代化的过程出现，为近代上海提供了生动的职业样本。教育对女性职业和女性自我发展的作用是多样化的。女性本身对自我的认同和认知在不断蜕变，最终在社会转型中实现了自我救赎，逐步接近了女性对教育的自主权，对性别角色的主动权，对职业生涯的选择权。

当前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局面,乡村成为城市人的向往之地,返乡在城市之中成为一种新的风尚。本文以四川省C市明光村为乡村社区教育研究个案,探讨城市中产阶层返乡背景下的乡村社区教育实践。笔者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法,综合运用访谈、民族志、叙事研究等方法,观察记录2015—2017年社区变迁背景下的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图景,从空间视角介绍社区生活发生的场域,并对在这一场域内发生的正式与非正式教育活动分别进行介绍,力图回归社会生活本身来重新理解社区教育的本质,探寻社区生活环境如何激发各主体的内在学习动力。研究发现,村庄公共性的发展促进了社区融合,村庄的物理公共空间及其所承载的活动内容极大地丰富了原有村庄的日常生活,多元文化在开放的公共空间为新老村民日常生活上的相互融合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社区教育是鼓励居民参与社区生活、促进社区认同和构建共同体的重要方法。

随着终身学习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深入开展,成人学习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的视角,探寻切合成人生活世界的学习方式和路径。本研究以社会物质为研究视角,选取上海祥和社区的"绿主妇"项目为田野,运用参与式民族志方法,通过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基于田野资料的收集和深入分析,来理解日常生活中学习空间的多重性和意义的生成,日常生活中的技术对成人学习者身份意识的强化及其在技术运用层面和心理情感层面的相互作用,以及成人学习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国家宏大叙事的联系。

重要他人与学生的阅读选择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小学生的阅读活动中存在强有力的影响者，分析潜隐在学生阅读选择活动背后的影响主体，探寻的是哪些人是导引者、分享者、激发者，哪些则是限制者、规训者、负影响者？他们的取向、情感、态度、文化偏好如何影响了学生的选择方向？这些影响通过何种方式介入学生阅读过程的？在不同的情境中，他者的导引又有怎样的差异或冲突？本文区分了现实情境（学校、家庭、媒介）中多个重要他人群体对学生阅读的多方影响和差异。学校情境中校长、教师的取向对学校阅读文化构建有重要导向作用，教师群体的推荐差异影响学生阅读选择的质量和层次。而在校外，媒介情境中隐在导引者如编辑、作者及网友等对学生阅读具有导引差异和导读中的耦合与冲突；家庭中的重要他人存在阅读观和导读方式上的误区，如教育期望与阅读启蒙之间的关联状况等。由于存在影响学生阅读的多个重要他人群体，聚合校内校外、在场与隐在影响者的合力，使重要他人发挥积极的“正能量”导引作用，成为学生阅读的引领者、激发者、催化者、陪伴者和共读者非常重要。

本文通过交往理性和惯习形成的理论视角，在描述清末学堂学生公共交往生活的议题以及交往主体间网络形成和言语行动机制的基础上，考察清末学堂公共交往与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转型以及五四文化革新之间的历史关联。研究发现，清末学堂内的公共事务协商、时政议论以及知识情感交流客观上成了更大范围内公共行动的“练习”和“模拟”，而在主体网络以及言语行动结构上，公共交往理性行动则与地缘惯习、学缘、意识形态、阶层这样的私人生活因素以及公开/非公开的策略行动镶嵌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末学堂学生的公共交往行动成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公共性”转变高潮的“前奏”，从而具有了一种文化革新的历史意义。

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先驱，庄泽宣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借鉴并移植了比较教育理论。为了求索“新教育中国化”的道路，庄泽宣将民族性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核心内容，运用历史学与文学的方法揭示各国的民族性，探讨民族性与教育制度的相互关系。基于此，他试图建立自然环境、民族性、经济力、社会组织与教育等诸要素之间的互渗关系网络，探求学校之外影响教育的力量。对民族性问题的重视深刻影响了庄泽宣的教育实践，他参与的“言文问题”的论辩和民众教育的推广，均着眼于中国民族性的改良。

"五四”以降，传统女性的生活空间一向被构建为禁闭而拘囿的，其家庭中的劳作亦因庸常而被熟若无睹。性别秩序通过将女性排除出公共领域的事务，特别是经济事务的空间，而将家庭事务分配予她们。上海作为近现代崛起的新兴移民都会，为商业的发展和稳固，旧式大家族转变为核心新居家庭以及生活形态的一系列变迁提供了独特的契机。经由家庭，教会女校，以及报刊媒介，家政教育文化连同消费文化，家庭情感维系以及摩登姿容的规训作为专业知识，参与到制造“摩登主妇”制造、性别秩序的构建与再生产活动中。

传统女性向现代新女性的转变，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其实相当复杂的议题。通过对民国时期江西吉安M家族知识女性的历史考察发现，随着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家族女性开始走出内闱，走向社会。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在教育、文化、社会活动等领域都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职业资格。基于族谱记载中的女性叙述，对民国时期知识女性的转变进行细致分析，结果表明，学业与志业是她们自我形塑的重要方式，并由此开始了从“贤妻良母”向现代“女国民”的转变历程。

教育序位是指对受教育个体的空间性（同时意味着时间性）进行界定，由序位界定的日常教育实践在社会时空特性上表现出某些结构性特征，故而教育序位实质上是中国古代空间实践中孕育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时空结构。本文从这一视角对宋代太学“分斋教学”进行诠释，从而澄清其历史真相。伴随唐宋变革，宋代太学经历了影响深远的空间重构，并通过“分斋”建构了一种新型教育序位体制，由此形塑了“斋院”这一独特的建筑空间形态与日常教育生活。“分斋序位体制”表现出密藏与敞显两种矛盾的空间性，根源于宋代太学养士选士一体化的内在矛盾。不同改革派别针对这一矛盾采取了不同的空间策略。由于这一矛盾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太学教育的腐化堕落，另一反面则间接加剧了官学与书院的分化与对立。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乐舞一直作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物，然而有舞而无史的状态使得乐舞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乐舞表演者的关注寥寥无几。本文借由对于明清乐舞生群体的考察与研究，在关注宏观历史的同时，加入了对于群体与个人的“挖掘”。本文将静态的史学文本和动态的祭祀雅乐舞蹈相结合，试图解开古代雅乐教育的神秘面纱。

本研究从乡土文化的存在价值和乡村孩子的生命成长出发，采用教育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河南省信阳市刘村小学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对刘村小学师生课堂内外的乡土文化的价值体验，探究乡土文化在乡村孩子教育空间上的现状，以及乡土文化的特点及其之于乡村孩子生命成长的价值意义。

1966年8月，来自伊利诺伊州并就读于夏威夷大学的约翰·霍金斯，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不但得以见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就中国革命做了精彩的演讲，还亲眼见证了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场景。在中国的广州、北京、杭州、上海的所见所闻，使他感受到了新中国的与众不同，并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文通过对清末一位塾师长达四十余年的日记所做的文献研究，彰显了科举废除前后一位私塾教师所体受的文化、国家、社会的种种权力，以此透析士绅与国家的关系。本文的基本框架为：在“失意”部分，剖析科举考试作为硬的制度权力是如何训诫教师的生命历程以及塑造教育与国家、教师与教育、教师与国家之间种种扭曲的关系；在“守志”与“末路”部份，将进一步指出，多年研习所积淀的士绅惯习作为软的文化权力又是如何训诫教师的精神世界。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了解中国教育的过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深入了解自己的教育是了解自我的一个组成方面，而未来中国的健康发展，以及中国清醒、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共同体中去，都必须以了解自我为基础。其次，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了解自我还需要去了解其他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从外部施加影响并且曾经对现代中国的教育体系产生多方面的作用。再次，各式各样的教育实验贯穿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每次教育实验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理念？其利弊得失又体现在哪里？对比较教育来说，这些都是极具学术价值的问题。然而又有谁比那些亲身经历实验的中国教育家更应该来分析这些早已过去的教育实验呢？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目前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到底能为全球共同体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作为新近加入WTO的经济体，中国在经济领域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尤其成为人们的兴趣中心，但是，如果要提起在教育领域为全球共同体贡献有价值的理念，那么中国又该具体承担何种责任？很明显，缺少对自我以及自我的历史的深刻理解，就很难回答，当全球共同体正在寻找新的教育方向时，中国能够或者应该与全球共同体分享什么？ 

在基础教育领域，“因材施教”和“因性施教”都是实现教育平等的基本要求。在追求“个性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关注“因性教育”已经成为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因性教育”不是人为地夸大学生间的性别差异，而是在科学、客观的基础上寻找更好的教育途径和方法，从而有效地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教育难题。所以，“因性教育”强调的是在教育过程中，我们所要关注的不仅是学生个性和才能的发展，更要关注学生真实的性别差异并探索更加合理有效的正确措施，从而更好地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真正实现教育平等的价值要求。

营造匠人是中国古代专门从事建筑建造的手工艺人。由于中国古代建筑在结构与材料上的特殊性，中国古代营造匠人承担着建筑设计、施工、管理等多方面职能。中国营造匠艺由绘画、算诀、术数、典章与手艺等构成，其内涵之丰富早已超越了通常所说的“手艺”范畴。庞大的营造匠艺体系的学习旷日持久、形式多样，早已超越了通常所说的“师徒制”、“学徒制”范畴。营造匠人的“学徒期”有其谨严的架构。但“满师”之后的自我学习才是其能否一路向上的关键，“钞本”、“秘笈”的大量存在,一方面说明了营造匠人学习方式的多样性与学习过程的长期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营造匠人对学习、对教育的重视。

本文运用叙述法，透过一位普通语文女教师的教学故事，归纳她的教学行为惯例；透过她对个人专业成长的自述，挖掘并认识隐含在其行为背后的个人教育信念；透过她的生活故事，在更宽广的视域中理解她个人教育信念的形成。意图在活的故事的叙述中，观察中国文化环境中教师个人的专业发展、普通教师的教学思维、以及理想与追求，由此展开我们对教育信念的理解。

师生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游谈作为大学的日常存在，对于学子的成长发挥着独特而奇妙的作用。从西南联大的经验可以看到，充满温情与智慧的游谈依赖于师生共有的价值关怀、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师生共同的超越情怀。当这三个条件具备的时候，师生之间无论是居室、茶馆、路上、风景优美之地，才可能进行自然而亲切的游谈。在这样的游谈中，学生不但获得了探究未知世界的方向、原则，而且形成了高贵的德性。这些都成为支撑莘莘学子在未来的成长历程中走向学术与人生巅峰的重要因素。

本文采用叙事研究的研究方式，着重从班主任工作的角度，以作者担任8年班主任和4年年级组长的亲身经历，分析班主任工作倦怠的生成过程，剖析其主要原因，并把工作倦怠作为班主任工作中的一个成长过程，探讨其对班主任的工作和学生的成长的影响，寻找问题的解决的办法，力图为班主任减低并克服工作倦怠感，提出积极的相应对策。 

本研究采用加拿大学者康纳利教授倡导的叙事探究的方法对一名小学男教师——高志的学校场域内的幸福状况进行了研究。本研究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真实的学校场域中，小学男教师个体的幸福状况如何？第二，小学男教师个体幸福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是发生影响的？研究者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等方式，与合作教师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带有实践性行动取向的合作研究。本研究的主要结论：第一，作为一名小学青年男教师，高志自认为在学校中“不幸福多一些”，甚至感到“不幸福”。高志学校场域内的幸福状态可以用“困顿与超越”来描述。人格特征、个人需要、专业地位、社会性别、社会比较、社会支持、以及宏观的社会变革可以解释高志的这种复杂而矛盾的生活状态。第二、课堂教学、作研究、教研组对高志的学校生活状态具有重要影响。这三个因素对高志幸福状态的影响不是独立作用的，而是相互联系形成某种合力发挥影响。第三，最初工作的一至两年可能是小学新教师形成幸福总体感知的关键阶段。

在中国语境之中，学校空间布局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自从清末新式教育移植入中国本土后，学校长期以来一直处在空间持续扩张态势，1979年之后才扩张停止并出现逆转，基层学校开始大规模调整。基层学校空间大规模调整，在学界引发了大量研究与论争。本研究从空间视角出发，结合基层学校历史变迁，试图重新解释学校在中国县域空间之中的分布演变。研究者将县域空间作为一个最基本研究单元，认为这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中国。根据中国地理空间特点，研究者提出了两类理想型县域：一个中东部平原标准县、一个西部标准县。研究者描述了两类县域之中学校分布空间特征，从而为学校分布变迁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图式。研究者发现，学校有空间范围不等的生源圈，并随着学段上升和时代演进而急剧扩张。学校分布与县域面积、轮廓、县城位置、人口、乡镇等因素紧密相关，在不同地域空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西部县域，人口稀少而幅员辽阔，在近似方形县域空间之中，学校以乡镇为单位进行布局。在中东部平原县域，县域空间轮廓近似圆形，县城一般会位于圆心位置，造成了难以遏制的农村生源向县城迁移的趋势。

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关于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概况的基础上，以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为基础，把“发展”路向和“生物”路向相结合，将教龄作为一个主要参数和分析常模，提出了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角度。通过实证调查，深入探讨目前上海市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的现状（范围、程度和特征）、导致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压力来源、分析教师职业倦怠期的形成及特征、缓解和调适教师职业倦怠的对策。研究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和综述相关的发现；第二部分是研究设计与研究过程，包括调查对象的选取，调查问卷的设计、发放、测试、访谈目标和分析框架的确定；第三部分是研究结果与分析，根据调查问卷内容、结果和已确定的分析框架，对接受本次调查的上海市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现状做总体的描述，同时进一步分析导致教师职业倦怠的原因。第四部分针对教师职业倦怠的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本文以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大量农村人口进城谋求生路、成为城市边缘人的社会事实为研究背景，关注被称为“第二代移民”或“边缘人的第一代”——进城民工子女在城市中的教育状况。根据教育人种志对社会边缘群体的传统关注，选取一所具有代表性的简易学校，在进行人种志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力图从深层的文化角度探求在城市中求学的民工子弟这一群体的社会心理变化的过程，以便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文章分为五个部分：首先是导言部分，在强调问题的重要性时，对文中将要涉及的几个人类学术语分别作了解释。第二部分，回顾了中国社会农民流动的历史，并对其原因作了相关分析，指出农民从“生存伦理”到“经济理性”的心理转变过程。并引入人种志研究。第三部分是田野调查，剖析民工子弟在简易学校中求学的动力，即积累文化资本，以期转换为经济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第四部分对民工子弟的学校生活做了深入调查，大量引用访谈案例，发现资本转换的艰难；与城市文化冲撞之中，所凸现的一种过渡性的特征——既远离了乡野，又徘徊在边缘。在理论上对文化的一致性与习性的形成、代沟以及文化传统与文化认同作了归纳。“结语”部分，从文化层面再次强调了对进城民工子女教育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供需矛盾的加剧和经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选择出国或出境求学。多数学生选择出国留学，但也有部分学生流向了港澳特别行政区。由于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影响，以及接收地政府和机构招生政策及理念的转变，学生群体不仅规模扩张和日益多元化，而且内在特征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自费生的增加。本研究通过理论阐述，政策分析，和学生问卷调查，从教育市场供需，影响学生流动的推—拉因素，学生和接收机构的理念三个纬度来探求内地学生追求港澳高等教育现象的特征和决定因素。      该研究发现，内地学生流向港澳模式和流向国外模式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相似的一面就是两种流动都是由于内地高等教育市场上的过剩需求和差异性需求所拉动，学生和接收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学术理念和经济动机，港澳和国外的高等教育市场都分层和分类，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学生的需求和需要。港澳异于国外的差异性表现在，港澳两地及其高等教育机构，具有双重特性即国际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特点。而两地的中国内地学生也处于一个中间地带，即渴求进一步国际化，又留恋本土文化和归属。

本文考察了日本明治时期以来的中文教学相关材料的出版情况，以此阐述各个时期的出版高峰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和两国的国内情势、以及战争过程的密切关系，并分析日本现行教学材料的内涵和探讨其特色。

本文运用知识考古学的话语分析方法，通过考察中国十一世纪几种著名的教育话语，揭示它们的构成方式，以及教育话语背后的“教化欲望”。从中将会看到，从范仲淹、王安石到苏轼、程颐，教育家的理论框架发生了一次断裂，也就是由设计政教制度改革，渐渐变成了沉思如何使人身及其存在“天理”化。教育话语的理学化所导致的结果为：一方面是打着天理旗号的教化欲望向人的其他欲望显示至高无上的教化权力，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经济以及现实生活领域频繁表现出来的对理学教育的悲剧性反抗。无疑，中国古典教育与文化、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紧张格局，正来源于理学教育天理与人欲两分的思考方式，而中国近世历史也因此陷入一种悖论性的发展轨迹。

在中国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中，农村职业教育被赋予重要期待。但从现实来看，政府的积极号召与以农民子女为主的受教育群体反应并不一致，潜在需求与现实需求、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之间存在着割裂。理论界亟需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困境做出应有的归因分析和预测判断，前提是我们必须掌握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本课题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将当前我国的农村职业教育现状归结为办学方向之惑、办学层次之限、专业设置之钝、培养质量之弊、信息获取之隔、分割管理之锢六个方面，农村职业教育遭遇困境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其办学功能发生了从地位教育到生存教育的蜕变，从而与受教育者个体的利益诉求产生落差。要破解困境，需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个人利益，增进个人职业教育选择的制度安排，增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内驱力，实现从设计模式到内生模式的转变。

我们让美国大学生研读“四书”，引导他们从自身经验出发，反思其中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章节，并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他们按这一方法学习“四书”的思想体会。在思想日记里，学生常常会谈起宿舍生活中的榜样，和他相处让学生觉得有如父母仍在身边一般。学习“四书”，并将所学用于自己的生活，显然是一种“修身”方式。      美国不允许在任何公立学校中进行宗教教育，许多私立文科大学也有这种限制。但是，受世俗社会生活的影响，美国学生的行为方式已越来越脱离礼仪标准，日常生活关系也因此陷入混乱。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学生在一种非宗教的伦理文化中找到了“福音”，可以用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在美国，要想普及某种个人伦理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儒家传统却能成功地在东亚地区流传开来，在加上美国学生很困惑，象孔子这样不相信上帝的人怎么可能建立起道德体系，也许大部分美国大学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对学习儒家经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辍学是一个世界性的教育难题。但就辍学问题谈辍学问题，只能剥离辍学问题与其他农村教育问题的相关性，而无法深入地了解辍学的本质。本研究通过对一个偏远地区村庄的不同家庭自解放以来关于读书与辍学的选择，指出经过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我们的教育价值观在不断发生变化，影响我们读书或者辍学的因素其实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因素在决定我们的行为选择的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本质是不同时代、不同因素的产生、式微与湮灭。

本文从叙事者的角度，对理解20世纪中国教育的发展作了初步的探讨。通过六位知名教育家的叙述，从他们的家庭和早期教育，直至他们事业生涯的发展，提供长达80多年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图景。本文从把比较教育作为研究领域的特点讨论开始，并把叙事学的运用作为教育研究的方法途径。然后转向六位叙事者，他们的故事展开为四个部分：叙事者目前处境与地位的简略描述，1949年以前的家庭影响和教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事业生涯，以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观点。其中，也关注到渡过他们事业生涯的那些大学和曾经生活及工作过的不同地区。力图认识和理解他们共同经历过重大变迁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不同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编织从一种技艺及技艺的结果，逐渐上升为一种人的观念中的象征物和社会组织结构中的符号，被赋予礼制的、宗法的、伦理的、道德的、审美的以及经济的、商业的种种社会涵义和精神意蕴。本文从20世纪30年代流行上海的编织艺人冯秋萍的故事出发，探寻了这一群体女子的个人经历、教育背景、家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对职业妇女的内在精神品质的影响以及她们对生活和职业的追求。

当前，学生十分热衷于礼物交换。为此，笔者选择了246名13—15岁的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学校观察、发放问卷等方式，对学生送礼情况进行了调查。学生参与礼物交换，有时候是为了维持社会资本，有时是为了获得额外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具有极大的“符号效应”，可以帮助学生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取得较高社会地位。根据学生资本状况，学生礼物交换分为两种：同质性礼物交换与异质性礼物交换。根据学生送礼目的，学生送礼分为表达性送礼与工具性送礼两种。 
      学生礼物交换造成社会关系网络中权力和地位的分化。学生在交换礼物时，“社会规范、相对资源和最小兴趣原则”三个因素，决定了交换网络中学生各自权力是否平等。 关系网络中的“权力分化”遵循以下三条原则：一、单向送礼最终导致赠礼者权力和声望的增加。二、单向的送礼引发了权力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又促使受礼人追求交换平衡。三、在等级化情境中，单向送礼并不必然会给赠礼者带来权力，也不增强其优势。学生在交换礼物时，存在一种“表演”现象。这与学生的“自我意识”和“面子”观念有关。学生在表演的时候，遵循了“情感联系、理性计算和道德义务”三大关系伦理.

随着流动儿童成为中国社会城市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与劳动力转移相伴生的另一个弱势群体“留守儿童”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在父母长期缺失的环境下，被留在农村老家的留守儿童如何进行社会化？他们与父母的亲子关系是怎样的？本研究通过对两名河南留守儿童为期10个月的质化访谈与田野追踪，深度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运用民族志的手法展示了他们特殊的社会化经历。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亲子疏离很普遍，留守在农村的儿童被迫早熟和独立，常常隐藏自己的情感，与同龄人为参考群体来评判父母，不能认同父母的价值观等。同时本研究还对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两个留守儿童家庭中的亲子疏离机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比较。

本文运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以教育促进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六哨乡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项目实施地的一位村中心完小校长的个人经历、职业生涯（重点是项目实施时期）进行个案研究。通过他对自己在项目引入前的成长历程、职业生涯的自述，识别隐含在其行为背后的办学思想；通过项目引入后他在学校管理、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教师管理方面的实践活动，解读其办学思想的蜕变，以此来透视项目的引入对该地区人与教育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旨在进一步了解项目实施的情况，并以期能对改善我国贫困山区的基础教育有所启示。

教育行政机构功能是教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通过对1929-1937年间作为上海教育行政功能设置依据的三大法规文本的实证分析，以及沪上教育行政实施的六大基本特点之展示，试图理解其背后隐含着大教育文化理念，并探寻其现实层面对上海城市大教育样貌的直接型塑。

本研究采用了学校人种志的方法，深入一所城市小学的日常教育教学情境中，通过“做课”这种中小学中常见的教学科研制度，探讨教师在学校情境中的专业成长。本文共三部分。第一部份界定了研究问题与基本概念，并说明了研究过程与方法；第二部分用舞台表演的艺术原理来描述分析从“做课”到“公开课”这一社会事件的过程，揭示了其戏剧性、程序性与仪式性特征；第三部分在描述分析所铺陈的具体情境中探讨了教师在学校情境中的专业成长，主要观点是：公开课作为国家与集体意志的传递途径进入个体教师的专业生活；它也是一种实践教育理念以及探索新的教学途径的方式；公开课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使得教师的缄默性知识外显，并使得教师对此进行批判性反思；在行政权力与市场压力的束缚下，公开课变成了“做课”；对于教师的专业成长，“做课”在一定程度上有形式性与狭窄性；在学校日常生活中没“做”过的公开课即“推门课”，其对教学的监察性质反映出教师个人专业自主性的丧失；最后研究指出教师的专业成长应该是在学校的日常专业生活中共同进行的。

已有研究表明，反思对教师专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针对西部地区教师在职培训中以讲授法为主、忽视对教师反思能力培养的问题，本研究尝试在中小学教师培训中改变教学策略，使用反思日志、习明纳、合作探究、反思性访谈等方法，激发中小学教师的反思意识，培养反思能力。研究者采取访谈、田野日志、教学录像等方法收集数据，结果发现，非讲授的教学策略更能激发教师反思，而且，教师的反思能够朝向更高层次发展。

当前，关于幼儿园男教师的研究更多指向男教师对幼儿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从社会因素等方面探讨幼儿园男教师的生存问题，较少关注如何立足幼儿园促进男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本研究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选择了一位在幼儿园工作三年、没有选择离开且自我感觉良好、正施展自身发展规划的男教师作为个案研究对象，采用叙事研究的方法，期望能够在真实的教育实践中接近幼儿园男教师专业发展的“真相”。本文着重分析了影响其专业发展的各种因素，个人发展动力、幼儿园管理者因素以及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