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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2003年 4卷 1期 刊出日期：2003-04-01 学术研究与交流 研究报告与评论 专题研究与讨论     学术研究与交流 1 保罗·贝利 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化保守主义：女子教育的话语与实践 清末民初现代化保守主义关于女子教育的话语是这一时期整个社会文化变迁浪潮中的一股潜流，它揭示出对于女子教育的基本理念和目标，当然，人们并未达成共识。从这一事实出发，可以看出公共领域妇女话语众说纷纭的格局，因为无论是政府官员、教育家还是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家均声称，在寻求中国的现代化以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过程中只有他们自己才有资格规划女子的形象和角色。      然而，现代化保守主义者不断地甚至是固执地认为，必须实施女子教育以激发所谓女子的天赋美德，训练她们成为能干的家庭主妇，以及1912年以后，他们对女学生危言耸听地指斥，却表明了，女子教育的发展正偏离他们的控制。毕竟，他们有时忽视了女子学校教育从正式颁布法令准予创办和在20世纪初的实施这一段时期里的发展速度。世纪之交，第一所私立学校开始创办，几年以后，国家就正式颁布章程准予创办女子初等和师范学校（在1907年），到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已准许创办女子中学，1919年，准予实施女子高等教育，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立，女子也开始被允许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显然，现代化保守主义者所精心规划的课程、所制订的行为规范并未被彻底实施和认同。      女学生自身对新教育机会反应的方式是多样而复杂的。透过现代化保守主义者的话语，我们可以发现，年轻的女子们似乎已开始变得更加自信，她们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以及不断变化的发型来表现她们的个性。对于教育究竟能给予她们什么？其认识却与现代化保守主义者的设想大相径庭。在现代化保守主义者看来，女子教育应当使学生养成矜持、柔顺的美德，此外，还要提供给她们必要的知识，以使她们能履行作为家庭主妇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女学生参加罢课、抗议示威以及演出、展览等活动都显而易见地证明了她们对现代化保守主义话语的反抗。20世纪初年轻女子对于教育机会的种种反应需要我们我们予以关注，并进行深入探究，因为迄今为止，它已被忽视或是淹没在五四运动时期妇女的政治化，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妇女运动这样的主流叙事中。 2003 Vol. 4 (1): 1-26 [摘要] ( 2654 ) [HTML 1KB] [PDF 3196KB] ( 434 ) 27 郭修静 日本中文教学材料中的中国图像 本文考察了日本明治时期以来的中文教学相关材料的出版情况，以此阐述各个时期的出版高峰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和两国的国内情势、以及战争过程的密切关系，并分析日本现行教学材料的内涵和探讨其特色。 2003 Vol. 4 (1): 27-42 [摘要] ( 2429 ) [HTML 1KB] [PDF 2409KB] ( 661 ) 43 曹诗弟 极左时期的农村教育 (1957-1977年)：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试验的成功和失败  极左时期在乡村地区教育改革的目的主要有如下三方面：1、让乡村下层农民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2、加强学校系统内的政治灌输；3，使教育与乡村经济生活息息相关。我的意见是，虽然左派改革者在第一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在第二、第三方面却失败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我采访手记中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中，邹平的农民坚持不懈地想从教育体制中实现三个目标。 它们依次是：1、学校教育要能提高农村孩子进入高一级社会阶层的机会；2、学校教育应该给孩子们提供基本的学术能力，主要是读写能力；3、学校教育要能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任何一种教育改革如果是朝着这三目标行进的，那么农民就会接受支持它。反而言之，如果离开这三个目标，那么大部分农民就会抵制它，或者按自己的既定目标使改革的内容走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教育扩展来说，极左的教育政策实际上却暗合了农民的要求。农民想要他们的孩子上学，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也一样。因为他们相信学校教育能增加孩子过好日子的机会。就政治灌输而言，农民没有把它看得那么重要。村民们着重于基本的读写能力，而不是左派教育家所提倡的政治内容。有必要提醒，死记硬背在中国传统上是根深蒂固的教学方法。如果学生们在几个世纪以来就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那么用同样的办法背诵政治口号和毛主席语录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对于教育和经济生活的关系，农民们持有保留意见，特别是学校设法传输农业技术时。农村孩子来上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脱离农业生产，而不是为了成为更好的农民。教育改革者在这一领域遭到了明显的失败。     尽管以上所述的关于极左教育改革的成败过于简单化了，但是值得让我们带着思考走进崭新的二十一世纪，这就是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期望在决定教育改革的命运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我们看看当今中国讨论的“素质教育”问题，显而易见，这样的改革可能在农村是行不通的 (Kipnis 2001)。素质教育可能会降低农村孩子在社会阶层的金字塔上往上爬的机会，因为对创造性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视，毫无疑问更受益的是城市孩子。由于城市父母的较高教育程度和较优越的社会地位，使得城市孩子在文化资本上就比农村孩子略胜一筹。就像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一样，中国农民不会基于教育是否符合全球经济竞争的抽象原则来评判教育的好坏，就像他们也不会评判毛泽东时期的教育改革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一样。他们看待教育改革是相当实用的。他们主要是设法找出一条路来让他们的孩子在新形势下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2003 Vol. 4 (1): 43-72 [摘要] ( 2542 ) [HTML 1KB] [PDF 4148KB] ( 506 ) 73 秦博理 学习儒家经典：美国大学生的反应 我们让美国大学生研读“四书”，引导他们从自身经验出发，反思其中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章节，并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他们按这一方法学习“四书”的思想体会。在思想日记里，学生常常会谈起宿舍生活中的榜样，和他相处让学生觉得有如父母仍在身边一般。学习“四书”，并将所学用于自己的生活，显然是一种“修身”方式。      美国不允许在任何公立学校中进行宗教教育，许多私立文科大学也有这种限制。但是，受世俗社会生活的影响，美国学生的行为方式已越来越脱离礼仪标准，日常生活关系也因此陷入混乱。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学生在一种非宗教的伦理文化中找到了“福音”，可以用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在美国，要想普及某种个人伦理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儒家传统却能成功地在东亚地区流传开来，在加上美国学生很困惑，象孔子这样不相信上帝的人怎么可能建立起道德体系，也许大部分美国大学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对学习儒家经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03 Vol. 4 (1): 73-84 [摘要] ( 2355 ) [HTML 1KB] [PDF 1699KB] ( 445 ) 85 卢乃桂 课程改革、水平与教师：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的经验 在本文中，首先我将讨论，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是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特别是参加国家统考的结果，来判断一所学校的教学水平，因此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香港地区，教师们或许不大愿意冒然走入未知的教学领域，去实验某种结果难以预料的教学新方法。让学生顺利通过考试，这一古老的传统在中国社会已有千年历史，至今仍被许多教师当作基本信条，而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同时进行的许多研究项目也发现，在是否愿意改变教学这一点上，中国教师的态度往往显得有些犹豫。      接着，我将分析，如果没有教师的支持，为培养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素质人才而发起的课程改革计划必然会遭遇到许多阻碍。要获得教师的积极响应，课程改革的决策者除了应该重视教师的价值之外，还必须深入了解教师的职业关心。教师只会在这种情况下支持课程改革，这就是教师具备专业上的高度自信，或者说教师能在进行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体会到一种自我成功（self-efficacy）感：他们不仅觉得自己有权力发动改革，而且能在教学工作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这意味着，变革有利于赋予教师以权力。 2003 Vol. 4 (1): 85-128 [摘要] ( 3538 ) [HTML 1KB] [PDF 6563KB] ( 507 ) 129 吴刚 中国意识中的科学与科学教育 本文探讨西方近代科学是如何进入并通过中国文化而被建构为中国民众的科学观念的？科学在中国的进入与建构不是中国现代性启蒙方案的一部分，而是面对西方传教士的渗入尤其是军事挑战在文化上的被动反应。国人对科学的理解是基于文化或实践理性的选择的，出于“经世致用”的功利需求，科学首先是被当作工具箱而采纳的，人们希望借助科学直接解决当下的问题。于是，对科学的理解是脱离其生长的社会境脉的，科学文化在中国的建立仍是一个问题，它会影响到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 2003 Vol. 4 (1): 129-148 [摘要] ( 2371 ) [HTML 1KB] [PDF 2885KB] ( 455 ) 研究报告与评论 149 史静寰 走进教材和课堂教学的性别世界 本文是在研究项目“对幼儿园、中、小学及成人扫盲教材的性别分析研究”（2000－2002年进行，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总报告的基础上写成。文章首先从理论上阐述性别的社会文化涵义，教育（学校）与人的性别社会化的关系，进而进入学校教育自身，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教材文本和教学中的师生互动进行性别分析，旨在揭示社会性别文化，如何通过课堂中的教与学，通过师生间的交往与互动、被传递与复制，以期引起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对教育中的性别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2003 Vol. 4 (1): 149-198 [摘要] ( 2801 ) [HTML 1KB] [PDF 7349KB] ( 498 ) 199 张素玲 另一种声音：教育领域中的女性主义观点 女性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兴起：批判与质疑       女性主义思想的兴起起源于18世纪末，自英国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发表《女权辩护》(玛丽.沃斯通克拉夫，1995)迄今已持续了二百余年，其间女性为争取自身解放，为实现性别公平的目标而进行的社会运动和学术研究连绵不断，高潮迭起。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起了妇女争取自身平等权利的所谓“第二次浪潮”的政治风暴，在这次运动中女性主义者一改过去单纯追求自身的平等权利、对外部社会进行批判的传统，而开始转向对于自身的理性思考，探讨现实中的性别差异、女性的现实地位与人格是如何形成的。（王政，1995）（贝蒂.弗里丹，1999）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呈蓬勃之势，并开始向其他学科渗透和扩张，成为西方学术文化界不可忽视的现象。这一时期教育成为女性主义者尤为关注的领域，因为在她们看来，教育对于两性的性别差异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相信消除性别歧视的教育策略会成为解放女性的重要途径。 2003 Vol. 4 (1): 199-218 [摘要] ( 2450 ) [HTML 1KB] [PDF 2913KB] ( 537 ) 专题研究与讨论 219 丁钢 周勇 跨文化对话：“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教育”国际研讨会纪实 2003 Vol. 4 (1): 219-265 [摘要] ( 2409 ) [HTML 1KB] [PDF 5908KB] ( 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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