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春 熊和平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2018, 20(1): 35-98.
从形制上说,半个世纪以来学生书包的变革大致经历了意识形态符号、学生身份符号与教育消费符号三个阶段。书包的外观、材质与结构,暗含着特定时代的教育规训方式及其运作机理。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书包复杂且细致的结构,反映了学科知识的秩序、地位及其权力运作模式。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书包的重感具有物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与现象学等多学科与多层面的来源,这些重感的来源既相互交叉又相对独立。书包的重感机制是:学生承受着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等不同方面的重感,并且这些多重矢量综合构成的重感,都被挪移到了狭小的书包里面,共同构成了书包现象学的重感体验。为此,政府、学校、家长与书包生产商等从不同的价值立场与技术旨趣出发,提出了为学生“减负”的不同方案。但随着书包的电子化趋势,为学生“减负”面临着一种戏剧性的效果与教育悖论:书包越来越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却越来越重。书包隐含着我国当前学校教育的秘密,甚至是国家宏观教育体制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