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 第1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0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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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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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中国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

  许美德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2001, 1(1):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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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叙事者的角度，对理解20世纪中国教育的发展作了初步的探讨。通过六位知名教育家的叙述，从他们的家庭和早期教育，直至他们事业生涯的发展，提供长达80多年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图景。本文从把比较教育作为研究领域的特点讨论开始，并把叙事学的运用作为教育研究的方法途径。然后转向六位叙事者，他们的故事展开为四个部分：叙事者目前处境与地位的简略描述，1949年以前的家庭影响和教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事业生涯，以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观点。其中，也关注到渡过他们事业生涯的那些大学和曾经生活及工作过的不同地区。力图认识和理解他们共同经历过重大变迁的历史进程。
研究报告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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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制学校：事实、成因与前景

  张民选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2001, 1(1): 7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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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制学校是中国教育基础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型学校。它们多由公立学校转变而来，但它们的性质、地位和前途都未有定论。本文就上海的转制学校的发展、成因、分类、运行、优势和前途诸方面进行文献和实证的分析，以发现这类学校的特性/价值以及与各国的各种中间型、混合型学校的共性与差异。就现状而言，转制学校是一种由国家提供校舍、教师编制和开办费，由家长支付学费，接受社会资助，由校长和董事会承办的, 效率优先资源多元的混合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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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转制学校看中国学校体制变革

  赵中建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2001, 1(1): 14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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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说法是不论其类型如何，转制学校基本上可被界定为“全民所有制公办学校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依法承办后形成的以资产公有、日常经费自筹、办学自主为特征的办学体制”（胡卫，2000，p.110），但这一界说似乎还应再加上“收取学费以及家长相当的‘捐助费’”的话语（笔者的看法）。第二种说法是转制学校虽被归入民办教育（学校）之类，但已“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校类别”，成为一种“混合型学校”（张民选）。第三种说法，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观点，公立学校转制的目的， “是为了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多元化的办学体制，转换办学机制，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转引自张民选），但这一关于转制目的的界说并未包括转制的全部目的。“收取学费以增加民间教育投入和减少公共教育经费支出”这一实际存在的事实，依然是公校转制的一个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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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与发展（1978-1998）

  丁钢 刘德恩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2001, 1(1): 15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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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主要考察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与发展。报告首先认为教育的对外开放或国际化，原则上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一种互动关系，并呈现为一种文化多元和共同发展的合作性对话，由此寻找自身发展方向。然后内容展开两个部分：即,对上海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回溯和评论，以及发展特点及其思考。力图通过对不同发展时期特征的调查与分析，揭示上海教育在面向世界、展开国际间交流中的发展轨迹，以及发展趋向和角色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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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视野和上海教育国际化

  谢仁业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2001, 1(1): 20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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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由雅克·德洛尔为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大学聚集了与知识的发展和传播相结合的所有传统职能：研究、革新、教学和培训，以及继续教育。最近几年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另一项职能即国际合作，并应增加到这职能当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1998年巴黎国际高等教育会议也将高等教育机构全球化“合作”列为与针对性、质量、筹资与管理并列的四个关键的主题之一，并认为与高等教育机构相互影响的各种不同环境，正处于全球化、国际化、区域化、民主化、大众化、非本地化、边缘化、分散与技术化等不可逆转的变化之中，必需对这多种变化作出“决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
        丁钢、刘德恩先生著《上海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及发展（1978-1998）》，从历史角度分析了上海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与发展，揭示了全球化与本土化既冲突、又相融的互动关系。文章具有历史纵深感和文化、制度层面的透彻感。
        文章从对外开放概念起点上展开理性思考，也提出了教育国际化概念和地域差异及其特殊性的空间概念。带给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是，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并行的主流思潮，也是全球化与本土化互动的结果之一，更是教育开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提升。由此在这里，作一些必要的评论和补充。
专题研究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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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和分配：中国教育知识历史的社会学分析

  吴刚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2001, 1(1): 21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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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用“发生结构主义”方法对中国古代教育知识史的一个社会学分析，提出：(1)选官制度的产生为“士”或知识分子阶层提供了人身归属即入仕的机会，从而也使“士”阶层按照选官制度所规定的知识选择取向而行动；(2)科举制度的确立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参与竞争性社会流动的博弈规则，同时也确立了参与竞争必要的知识条件，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知识选择和分配机制；(3)作为科举必要知识准备的《十三经》构成中国古代教育知识的主体，使知识的创造性实践处于停滞状态，从而也强烈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4)这个以科举制度为基础的博弈规则实现了系统整合的功能，它为社会各阶层不同资本的交换提供了场域；(5)作为知识主体的《十三经》一方面构成典章制度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通过日常训练成为国民的内化意识，从而履行了文化整合的功能；(6)这种文化整合的后果是抑制了自然知识的生产，所以科学知识始终没有进入知识生产的主流。